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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明確提出“完善輿論引導機制和輿情應對協同機制”，將輿情治理置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。

全媒體時代，輿論場域既是凝聚社會共識的核心紐帶，又是風險傳導的“高危地帶”。現實中，總有一些基層部門、領導干部，怕輿情、怕關注、怕爭議、怕問責，只想著怎么解決輿情，不深究輿情背后的問題，要不“捂蓋子”，要不就“撂挑子”，結果導致局部的“小事件”發酵為全民關注的“大輿情”。

治理輿情，不是簡單地與輿論攻防博弈，只有抓住幾個關鍵方面，才能抽絲剝繭解開輿情背后的癥結。

明疾苦方能解輿情，治理輿情，當以躬身之姿觸摸民心溫度。

輿情如水，突發事件中的每一個關切點，都是民情民意的“水位標尺”。治理輿情，應當形成共識：群眾不會無緣無故“鬧情緒”，網民也不會平白無故“發牢騷”。許多登上熱搜的輿情事件，看似是情緒的宣泄，實則是訴求的積壓；表面是輿論的沸騰，深層是治理的鏡鑒。試想一下，群眾訴求時常遭遇“已讀不回”，急難愁盼總是變成“正在研究”，原本可以通過常規渠道解決的問題，也極有可能演變為網絡空間的情緒宣泄。

從山西大同“破門亮燈”事件折射出的執法溫度缺失，到河北三河強迫商戶換招牌反映出的權力越界，再到河南鄭州面館“續面”糾紛引發的關于服務意識的討論，近年來發生的不少輿情案例，其背后都與一些人丟了民心、忽視了群眾真實訴求密切相關。而解決之道，最終還是要真正弄清問題癥結何在、群眾關切何在、質疑根源何在，如此，才能從根源上化解矛盾。

所以說，治理輿情考驗的是直面群眾、直抵民心的硬功夫。唯有將輿情治理的落腳點放在群眾的“急難愁盼”上，以“刮骨療毒”的勇氣破除“漠視癥結”，用“將心比心”的溫度融化“冷漠堅冰”，才能將輿情壓力轉化為治理動力，進而實現“輿情平息—信任重建—治理升級”的良性循環。而這，既是治理輿情的正確姿態，也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生動寫照。

知不足方能求進益，治理輿情，須以反思之態直面問題癥結。

許多情況下，找到輿情治理的破局之道，往往藏在“向外看”與“向內看”的視角轉換之間。有些部門和干部習慣性把輿情視為“洪水猛獸”，遇事總將矛盾歸咎于“有人鬧事”“外部推手”“媒體炒作”，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用“鴕鳥政策”回避問題，拿“圍堵思維”應對監督。

前不久，某新聞媒體記者在調查企業拖延工期問題時，遭涉事企業負責人暴力阻撓，致記者受傷、設備受損。造成輿情迅速發酵的關鍵，一方面，涉事企業以暴力壓制輿論監督的野蠻行徑，直接挑戰了公眾對輿論監督權的認知；另一方面，部分職能部門在事件后續處置中仍延續“鴕鳥思維”。這種“向外推責”的慣性，不僅未能平息輿情，反而讓一起本可依法處置的監督事件，演變為一場刺痛社會神經、暴露治理頑疾的輿論風暴。

治理輿情的過程，既要避免“沉默的螺旋”消解主流聲音，更要防止“塔西佗陷阱”侵蝕政府公信力。當突發事件裹挾著社會情緒奔涌而來，治理者務必要多躬身自省破題、少推責甩鍋卸力；多主動回應關切、少機械切割矛盾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如果是工作方式不對，就馬上調整改進；如果是方針政策沒有闡述清楚，就立馬做好解讀、溝通；如果是執行環節存在機制性梗阻，就立即優化流程、補齊短板。當我們既能以“望遠鏡”把握輿論趨勢，又能用“顯微鏡”剖析問題根源，那些看似棘手的輿情危機，有時也能轉化為推進治理創新的“金鑰匙”。

補短板方能強根基，治理輿情，當以本領提升夯實治理底氣。

輿情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既是作風建設的試金石，更是能力建設的練兵場。群眾反映“急難愁盼”得不到解決的背后，往往藏著“門難進、臉難看、事難辦”的作風積弊；網絡熱議的態度冷漠表象下，也時常能看到方法滯后與機制缺陷等問題。當“表態迅速、落實遲滯”的作風積弊與能力缺陷，遭遇“傳播迅捷、發酵劇烈”的輿論特性，小問題就可能演變為大危機。

提升科學治理輿情的能力，它既需要干部隊伍提升政策解讀、媒體溝通、情緒疏導等核心能力，也需要借助技術手段構建智能化的治理工具，更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形成長效化的治理機制。只有在一次次的能力和作風提升中，才能將每一次輿情危機轉化為改進工作的契機，把公眾的批評建議轉化為提升治理能力的資源，進而實現“治”在問題前、“穩”在民心中。

善治輿情，既要有“治”的決心，更要有“善”的智慧。它不是簡單的滅火救急，而是系統性的自我革命；不是與輿論的博弈對抗，而是與民心的同頻共振。當我們把“治”的矛頭對準自身問題，用“善”的情懷溫暖群眾心田，輿情自然就會從“風暴眼”變為“連心橋”，網絡空間就會成為傳遞正能量的新陣地。